嘉庆二十年秋天，长江上拍浮势正急。夔门峡谷间水声如雷，有商东谈主昂首望着两岸陡峻山壁，忍不住柔声陈思：“这场所，确切一步天阻，一步银钱。”说得直白，却因事为制。在清代，谁能把住这么的咽喉要地，谁就既捏住了兵家要冲，也收拢了联翩而至的财路。也便是在这么的历史场景下，“肥缺知府”这个有点平常味的名词，缓缓被东谈主们挂在嘴边。

谈清代父母官，多半先看品级。知府从四品，按规矩并不算高位。可等把俸禄、养廉银、陋规、商税一项项算清，好多东谈主才后知后觉：有的知府，收入远超同省巡抚，以致能和总督掰掰手腕。清代两百多年，天地府治两百余座，实在在钱袋子上拔尖的，永恒是那几个出名的“肥缺”。其中位列榜首的夔州府，更是被清东谈主条记点名，一年陋规银可达二十万两。

这个数字放在那时，一经不是简便的“富”字不错笼统。要通晓白五大肥缺知府的一脉相传，既要说钱从那处来，也离不开地舆时势、军事退避和清代官场那套绕不开的潜王法。

一、夔州：天阻要冲里的银山

要说清代知府收入最高，夔州简直是众口一词。奇怪的是，从官衔和口头级别看，夔州并不算顶格。按照清代的官制，府的品级要看“冲、繁、疲、难”四字基础底细，再划出“最要缺、要缺、中缺、简缺”四档。晚清寰宇两百一十多个府里，被列为“最要缺”的有二十九个，这些都是天子躬行点头任命的“请旨缺”。

照理说，最要缺里的知府地位更显眼。但翻看档案，夔州府却不在这二十九府之列，仅仅被定为“冲、繁”中缺。问题在这里就变得有真谛：级别不算最高，却被破格列入“请旨缺”，等于是专门给夔州开了个口子，成为清代府级建制中独一被这么特殊对待的例子。

原因不难意会。长江三峡之险，历来为兵家所重。到了明末，张献忠率大西军从武昌逆流而上，插足夔州，再一齐打入四川，这一段战事清廷操心十分真切。自那以后，“长江最险在夔州”这句话，在野廷里面不仅仅地舆常识，亦然政事指示。

四川一地，自古有“蜀谈难”、“蜀未治”的说法。要念念入蜀，要么走关中，翻越秦岭，从陆路硬闯；要么走水路，顺着长江一齐逆行，绕不外夔州这一关。谁末端夔州，谁就捏住了插足四川的要隘。对清廷来说，这个场所一朝出事，四川就可能重演明末那种场合，是以在职命夔州知府时，当然要多加一谈防地。

夔州腹地其实算不上肥饶。按照养廉银的纪律，夔州知府每年惟有一千六百两，远不如苏州、江宁、杭州那类江南富府。可清代父母官的收入结构，从来不是单看俸禄和养廉，实在能拉开差距的，是“陋规”——也便是各色灰色收入。

夔州的过东谈主之处，恰恰就出在这条“灰线”上。长江上游搏斗船只，盐、茶、布疋、药材，连山货杂物都要从这里过程。夔州既是内地省份通往四川的水路中转站，又是三峡天阻的派别。商路一朝鞭策，关税、杂捐、“规礼”便都有了用武之地。

清东谈主条记《水窗梦呓》里有一段纪录，专门提到父母官的陋规收入：“总督以两江为最，一年三十万，次则两广、四川矣……府则四川夔州有二十万，广东广、潮，广西浔、梧四府皆十万外也。”这段话之是以常被援用，不仅仅因为数字惊东谈主，更因为其结构澄莹：先说总督，再说巡抚，终末点出几个府的特例。夔州能被单独拎出来，含义不言自明。

二十万两是个什么主张？民间一直流传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说法，用来描写一个场所稍有油水，知府任满三年，当然酌水知源。夔州这一笔，按纪录一年就有二十万陋规，哪怕打些扣头，仍足以压倒无数督抚。难怪后东谈主一提“天地知府第一肥缺”，简直都会念念到夔州。

不得不说，这种“肥”，并不是简便地捏造搜刮，而是由地舆位置和商路结构堆出来的。兵家要地，商路咽喉，上头朝廷敬重，下边商东谈主往往往返，知府夹在中间，非论主动被迫，收入当然会不相似。

二、广州、潮州：一口互市下的银海

如果说夔州是江山险要与银钱往返的交织点，那么广州、潮州这两个府，靠的便是“海上来风”。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辰，海禁政策时张时弛，但实在走向轨制化的，是乾隆中期以后实践的“一口互市”——番邦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口买卖。

“一口互市”看似收紧，其实是把寰宇性买卖流量压到了珠江口一带。广州府的地位，在这一配景下当然扶摇直上。它是四字“请旨缺”，属于顶格中的顶格。潮州府固然层次略低，为三字请旨缺，但也稳居第一梯队。

这些安排，从轨制层面就通晓一件事：朝廷澄莹地知谈，这两个场所不一般。商东谈主云集，银钱往返，外贸关税，土货输出，凡波及金融的门径，都绕不开广州和临近沿海府县。那句“运谈通，选广东”的说法，恰是从这种实践感受中流传出来的。

从社会习尚上看，这一带的官场也颇具性情。条记《啸亭杂录》中提到，广东为“天地荣华之区”，仕进者多半“穷奢极侈”，对珠宝玉器兴致极浓。比及任期一满，时时是“满载而归”。这种形色固然不免有夸张要素，但也通晓一丝：这里的肥缺名声太响，连外省士东谈主都耳闻能详。

广州府行动互市港口，当然是重中之重。行商、洋行、海关，这些机构与知府衙门之间的内容相关，在史料中巧合处处明写，但只消有钱流动，就不可能皆备隔断。商东谈主为了行事顺畅，主动耸立；父母官为了盘活便捷，尊龙app下载也不会松驰终止。陋规从那处来？从这些你来我往的“规礼”“手续费”“笨重钱”里一丝点累积。

潮州的情况略有不同。它不是独一互市港口，却是闽粤交壤的伏击节点。潮汕一带向来商贾活跃，盐运、海运都极端精采，民间成本力量强。父母官能介入的场所不少，尤其在纳税、盐务监管、漕运安排方面，时时有一定裁量空间。只如若有空间，就过剩地。收入当然不会单纯停留在官府明面数字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对场所财政的监管，并非皆备形同虚设。两广总督、广东巡抚依期巡查，京师也会派出钦差。但监管再严实，也很难把每一个灰色地带都算帐干净。尤其在远隔京城的沿海地区，“天高天子远”这种心情些许都会存在。广州、潮州之是以能置身知府收入前哨，一方面靠商路荣华，一方面也成绩于这种实践过错。

从史料的零碎数字来看，这两个府的知府每年陋规银达到十万以上，并非系风捕景。苏州、扬州那类江南富府，陋规岁收五万把握一经被视为“迷漫”；广州、潮州则精深被以为远超这个层次。比拟之下，口头上的俸禄和养廉银，只可算是“基本盘”。

清代民间有句略显尖酸的话——“天地贪官属广东”。这话显豁带有偏见，却也通晓一件真实情况：在广东仕进，面临利益诱骗的强度，与内陆其他场所皆备不在一个品级。广州、潮州这两块肥缺，恰是这股潮流的中枢区域。

三、浔州、梧州：贫地账面下的暗涌

说到清代的肥缺，无数东谈主第一响应是江南、两广沿海，小数会念念到广西。可《水窗梦呓》那段纪录偏巧把浔州、梧州两府列入“岁收十万外”的行列，还挑升表明这两府在户部的账面上属于“贫困”府。口头贫困，阴暗“有油”，这么的反差，些许带点调侃意味。

先看档案中的分类。浔州、梧州两府在官制上，仅仅“两字中缺”。放在寰宇两百多个府的全体中，只可排在第三梯队。照常理，这么的府治既不靠京畿，又不算传统道理上的肥饶地区，在野廷眼里不外是普通一格。户部每年核算时，不但收不上些许钱粮，以致还要反向贴补一丝，免得场所财政撑不住日常开支。

可偏巧这种“账面贫困”的场所，却在内容运作中成为“肥缺”。原因还得从地舆时势说起。梧州与广东接壤，浔州与梧州相邻，两府连成一派，巧合卡在珠三角的经济放射圈角落。这一带固然不像广州那样径直面临外海，却是广东货色内运、西进、北上的必经之路之一。

乾隆年间，外洋买卖和内地手工业一皆郁勃，有不少产业出于成本、运载等研究，采用把部单干坊、仓储、转运点迁入广西境内，其中梧州、浔州近邻最为昭彰。既能享受围聚广东的便利，又无用承受沿海港口那种严苛监管，商东谈主当然快意“弧线布局”。

这么一来，父母官府就多了不少“操作空间”。商品收支，需要关卡验票；他乡商东谈主落脚，需要办理种种文告；洋商在此设点，又牵涉到一系列中间门径。每一个门径口头上都有明文法规，内容上都会孳生出一些体制外用度。放在那时的语境中，要么叫“常例”，要么叫“规礼”，对知府来说，这便是陋规的伏击起首。

有东谈主大提要问：既然户部认定这里贫困，怎样又会泄露出如斯高的陋规收入？要害在于，户部看的，是田亩钱粮、丁银等固定格式；而商路带来的流动税、临时性的规费，再加上各式难以统计的灰色收入，很难事无巨细地填进帐本。尤其是跨省买卖，钱时时在通顺中被幽囚一部分，而不是在非常才一次性统计。

浔州、梧州远隔朝廷视野，又不像江浙那样本事被士林公论盯着。一些父母官员在这里“多搞点副业”，外界知谈得并未几，仅仅偶尔被条记者、言官顺带说起。也正因为名声不显，这两处肥缺在那时并不像广州、苏州那样炙手可热，却在少数有心东谈主的眼里，颇具“性价比”。

史料中并未给出浔州、梧州具体陋规数字的逐年统计，只在文东谈主记叙里约莫忖度“岁收十万外”。这个数字是否有夸张要素，一经难以逐个查对；但商路、地舆和轨制三方面访佛起来，不错细办法一丝是：广西这两府的油水，远远超出口头看上去的贫穷。

这是清代场所财政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景象。看账面，一地贫；看商路，一地富。官员究竟是按账面“穷仕进”，如故借商路“富仕进”，在极猛进度上取决于职务所处的位置。浔州、梧州恰好收拢了这一过错。

四、肥缺背后的轨制与东谈主心

把夔州、广州、潮州、浔州、梧州这些府放在扫数，会发现一个简便却语要点长的共同点：不管是长江天阻，如故海上互市，抑或是内陆转运节点，只消一个场所成为“交通要津”，银钱就会飞快齐集，官员的收入当然水长船高。

清代成就“冲、繁、疲、难”四字，是为了从事权、事务量、环境等角度考量一府一县的内容背负，进而安排品级和养廉银。表面上，冲繁之地劳动多、使命重，收入也要顺应培育，以免官员“养不住廉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把夔州列为请旨缺，是出于战术考量；把广州、潮州放在顶格，则是为了末端互市重地；广西的浔州、梧州虽品级一般，但在襟带广东的时势下，也领有了超出纸面品级的内容价值。

但是轨制永远仅仅框架，东谈主心的运作时时愈加复杂。清廷设养廉银，本意是以“养廉”抗“陋规”；可从内容末端来看，养廉银再怎样加，终究只可占官员收入的一小部分。奢靡之风一朝酿成，官员的逸想不会当然留步于“够用”二字，反而容易沿着商路和财政过错一齐蔓延。

有真谛的是，民间对肥缺知府并非一味憎恶。有些场所庶民反而但愿遭受一个“见好就收”的官，既懂得高下应付，又不至于将场所盘剥到告贷无门。有东谈主描写：“宁遇肥缺老手，不见穷苦新官。”固然话说得略显平常，却折射出下层全球的一种无奈判断——既然陋规难以断根，倒不如遭受一个有分寸的东谈主。

夔州知府捏住长江险要的税源，广州、潮州知府千里浮于行商、洋行之间，浔州、梧州知府借着珠三角的余波吃上“冷饭热菜”，这一切组成了清代场所政事经济的一幅侧面图景。看似是个东谈主的资产故事，背后却是一整套轨制策动与实践驱动的交织。

清代后期，表里气象渐趋病笃，财政危险往往出现，中央对场所的末端力安定减弱。肥缺之说在书面上从未被承认，却在官场心照不宣地流传。哪个府“来钱”，哪个缺“好作念”，在士子们的暗里辩论中，早就有一套不行文的名次。夔州的二十万，广州、潮州的十万外，浔、梧的阴暗丰厚，都在这些辩论里不休被拿起。

从某种道理上说，这五个知府肥缺，是清代场所政事经济结构的一面镜子。那处关乎交通命根子，那处银钱密集，那处就容易孳生出远超俸禄的收入。至于这些收入终末流向何处，是化为府衙的砖瓦、官员的宅第，如故千里入民间难以追迹的豪侈之中，汗青不常细写，但萍踪永恒存在。